6月23日，殷永杰等六名在北京某饭店工作的农民工厨师依照《劳动合同法》主动解除劳动合同后，在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的调解下，与用人单位达成由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、补发加班费等协议。这是北京市首次由劳动者依法提出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，要求提前解除劳动合同，并获补偿的案件。
今年1月1日《劳动合同法》开始执行后，殷永杰、王正刚等职工就不断私下议论：这么多年来，因工作需要长年加班加点，起早贪黑地工作，单位效益也不错。有的领导开着私家车上班，还能拿数量可观的年薪，咱们怎么连个加班费都拿不着呀！
现在，各饭店都重视经济效益，把顾客当成“上帝”。据职工反映：该饭店虽然规定21时下班，但餐厅的顾客到时候没吃完，服务员和厨师就要在带班干部安排下继续热情招待。直到顾客满意离去，他们才能下班回家，常常超过下班时间。国家实行双休日后，餐厅的多数职工也只能休息一天。该单位安排的工作时间是，每日早9：30时到岗—晚21时下岗，每日14时～16时休息两个小时，每周轮流休息一日。长期以来，职工每日实际工作时间为9.5个小时，每日超时1.5个小时，每周超时9小时。
领导对职工的意见一直重视不够，职工很多意见始终得不到解决。今年2月，矛盾终于开始爆发。职工们明确向领导提出：应补发加班费。
领导当时的答复是：企业可以实行综合工时制，即使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，也不一定就非得发加班费。什么叫“综合工时制”，职工们也搞不清楚。他们只是觉得：不发加班费就违反《劳动法》。
双方矛盾越闹越僵，几名农民工将单位告到所在地的西城区劳动仲裁委员会。这时候，他们才发现自己手里没有劳动合同，仲裁委员会很难受理他们的申诉。几名职工又跑回单位，以劳动合同签订得不合理，要求查看的名义，才将本应由自己保管的劳动合同副本从用人单位要了回来。
在北京市西城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郭兴昌的援助下，3月3日，几名农民工依照法律规定向单位通告：因用人单位没有支付加班费，我们依法行使劳动合同解除权，特提前30天告知。随后，根据《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八条赋予劳动者解除权的规定，把用人单位告上了仲裁庭，在主动解除劳动合同的前提下，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和超时工资等。
郭兴昌律师是北京市优秀法律援助律师。他告诉记者，《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八条规定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：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；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损害劳动者权益的……第四十六条又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：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……
接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后，这家饭店态度也发生了一些转变，同意告状的几名农民工在3月份补休一个月，工资照发，但不同意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。农民工们认为，实际加班天数已超过了一个月的工作日，还坚持要求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。
6月23日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此案。用人单位完成了实行综合工时制和集体劳动合同的举证，辩称不存在休息日加班和超时问题。郭兴昌律师结合劳动者的举证指出：即使企业实行综合工时制，每周工作时间也不能超过国家规定的40小时，否则就要支付超时工资。
在劳动仲裁委员会当庭调解下，双方出于和谐解决劳动争议的考虑都主动做出一些让步，最终达成调解协议：企业依照工龄长短及月薪多少，分别支付给6名农民工1350元～1.26万元不等，双方解除劳动合同。
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，这起案件实际上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内因。6月25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企业国有资产法草案时，一些常委会委员提出：近年来，失衡的国有企业激励机制和薪酬体系，是一个不断引发公众争议的热点话题。
郑功成委员说，目前国有企业反映比较多的，就是管理者和职工年薪差距太大，相差大者高达数百倍。现行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是在2002年制订的，当时，确定的负责人薪酬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是12倍。眼下这一比例有逐渐拉大之势，并未得到很好执行。国有企业普通员工与高管之间薪酬相差高达数百倍，不同行业国有企业薪酬标准差距过大。一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，应该建立起公平的国有企业薪酬体系。
据反映，就是因为劳资之间年终奖差距过大，北京这家老牌改制国企饭店才闹出这场劳资纠纷的。告状的六名农民工厨师月薪只有900元—1800元，其中有些人本企业工龄已超过7年。因此，不能归咎于他们不热爱企业。
职工们表示：如果不是分配失衡，工作忙时无偿加班，是不会有太多怨言的，何况这么多年都忍过来了。古人云：不患寡而患不均。现在，并不是要讲平均主义，而是要在“按劳取酬”的原则下，尽快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劳动分配制度。当代意义的“均”并不是完全数目相等意义上的均分，而应是所有劳动者基本上都比较满意的分配方式。
记者日前从仍在该饭店工作的职工处了解到，这起劳资纠纷已引起企业的高度重视，目前餐厅职工的劳动待遇已有了一些改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