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本月初的7号，上海一家橡胶工厂的工人们开始举行罢工，连警察也参与维持秩序。工人在采访中向媒体记者表示：“生产车间里橡胶的气味十分难闻，而且有毒，工厂却没有因此向工人发放任何补贴。”就在同一天，本田一家生产消声器和排气部件的零部件工厂也发生工人罢工，不过厂方在一周之后做出妥协，给工人涨24%的工资。在本月6号，富士康因一系列员工自杀事件而深受公众指责之后，宣布给深圳工厂的员工加薪一倍，预计每位员工从今年10月份开始可以每月拿到2000元人民币。
拐点已至
中国因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而著称，不过上述事件却让这一事实变得极为讽刺。在今年3月，咨询公司gavekal dragonomics就表示中国“劳动力富余”的时代已经结束。而早在3年前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昿也预言，中国很快就会出现局部劳动力短缺。
事实上，中国的劳动力规模仍在不断增长。根据美国统计署去年12月的估计，在中国总人口中，工作年龄段的人口规模预计会从2010年的9.77亿增加到2015年的9.93亿。不过15~24岁的年轻劳动力规模会在接下来的10年下降约30%。这一预计与2000年、2005年的两次统计结果相一致，前两次统计估计20岁左右的年轻劳动力规模会在2015年达到峰值。
中国劳动力的老龄化可以部分解释“劳动力局部短缺”。因为随着劳动者年龄的不断增大，他们越来越不想在沿海城市的工厂打工，这样很多沿海工厂就会出现用工荒。根据蔡昿的计算，16~30岁的农村劳动力中会有24%选择外出务工，而40岁左右的农村劳动力中只有11%。kroeber分析指出：“一直以来，企业都只简单地认为中国拥有无限量供应的廉价劳动力”。
这个观点来源已久。早在1954年，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瑟·刘易斯就把它提了出来：在亚洲，劳动力从供给的角度上来讲，可以说是不限量的，而且工人的工资只要能维持在他们的基本生计线就可以了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，资本家都不会面临工资上涨的困扰。
不过最终，经济还是会到达一个转折点。资本家会发现可用的剩余廉价劳动力越来越少。一旦用工需求超过劳动力供给，经济就会步入一个新的时代。这时候，只有工人的工资上涨，经济才能继续增长。
蔡昿认为中国已经到达“刘易斯拐点”，这可以从目前出现的工人理性维权以及工资上涨看出来。这一转变，有利于工人在劳资谈判中增强话语权，毕竟工人们现在可以用“脚”投票来向工厂主施压。
事实上，本田与富士康工厂最终给工人的加薪幅度都是不同寻常的。一些城市已经宣布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，以北京为例，其增长幅度就达到了20%。如果工资能像这样持续上涨，中国劳动力市场的“拐点后时代”也就不言而喻。
这样的一个急剧变化仅从人口学的角度很难解释清楚。流动人口中年轻人的规模也许会下降，不过与5年或10年前的情况相比现在的规模高多了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是因为1959-1961年的大饥荒。
质疑
事实上，同样也有很充分的理由来怀疑“拐点”是否真的来临。瑞银经济学家汪涛指出：工资的上升可以看作是经历过金融危机后工资的一种解压表现，现在上涨的那一部分其实也只是弥补去年工资下降的那一块。
另外，中国内陆地区发展的空间依然很大，大约40%的劳动力仍然留在农业生产中，而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只相当于经济体中其它部分的1/6.
尽管农业人口占劳动力的比例目前仍在缓慢地下降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首席中国经济学家richard herd以及他的同事估计，这一比重要下降到25%还需要10年的时间。
阿瑟·刘易斯认为，一个国家在拐点之前也会出现工资上涨，主要是因为维持生存线的工资水平也有可能会上涨。
其实，“生存线水平”本身便是一个传统概念，而传统是会慢慢改变的。另外，农村劳动力可能越来越不情愿背井离乡，外出打工，毕竟家乡的各个方面都在不断地改善。中金的哈继铭就表示，现在大部分农民工的家乡已经有了水、电、水泥路以及宽带。中国政府的调查也反映返乡的农民工中30%不太确定是否会重新外出务工，而两年之前这一比例只有24%。
阿瑟·刘易斯同时指出，虽然资本部门的工资水平与内陆地区“生存线水平”的工资水平存在差距，但这种差距往往并不像“沙滩”一样平缓，而像“峭壁”一样陡峭。为了促使工人越过这层“峭壁”，工厂往往会为他们支付类似废气补贴一样的超额工资。随着中国劳动力的老龄化，这种超额补贴会不断上升。不过，这本身并不代表拐点已至。
当然，拐点还是会来。当它真的来了之后，工资会随之上升，侵蚀掉一部分资本收益。不过，正如阿瑟·刘易斯所说的，工人并不是惟一可以迁徙的因素，资本家也可以把工厂迁到劳动力充足的地方。首先，劳动力密集型工厂会迁往内地，最后他们会离开中国，这就跟它们当初从日本、中国台湾迁入中国沿海地区的情形如出一辙，这也是为什么本田和富士康会在中国沿海办厂的原因所在。
